2022年，中国GDP总量达121万亿元（约合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近18%。美国GDP总量达25.5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1%，较上年回落约6个百分点，主因美国高通胀和美元汇率走强。2022年中国GDP实际增速为3.0%，高于美国的2.1%。IMF估计2022年全球GDP达101.6万亿美元，中国和美国分别占比17.7%和25.1%，位列第三的日本仅占4.2%，中美主导全球。

按照当前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于2030-2040年间超过美国，跻身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前全球格局表现为：存量时代的经济博弈与半失序的政治治理并存，区域间经济分化、政策错位，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发展将令全球政经格局和治理版图进入新的篇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逻辑还在经历五大变化：从效率到公平、从先富到共富、从速度到安全、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从房地产繁荣到科技和制造强国，共同富裕与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关键词。

机遇方面，中国有制度、市场、人才红利的巨大优势，前景广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达2.4亿，每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有10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GDP潜在增速在5%-6%，远高于美国；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越发凸显，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活力。

挑战方面，中国面临财政压力、产业重构、人口困境三大挑战。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突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伴随全球产业格局深刻重构，国内低生育及老龄化人口危机渐近。我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高等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文化传播等领域跟美国仍有巨大差距，必须继续谦虚学习、韬光养晦，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二、人均GDP达12741美元，即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中国人均GDP距离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一步之遥。2022年中国人均GDP达8.6万元，比上年增长3.0%。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741美元，与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13205美元）仅相差464美元，预计很快就能跨过。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中国人均GDP距离3-5万美元的一般发达国家水平以及美国的7万多美元，仍有很大的追赶空间。而且中国将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和风险，重要的是找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的平衡点，化解经济社会中的各类“灰犀牛”“黑天鹅”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全年经济呈W型走势，基建是支撑，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明显拖累经济，出口在年底大幅下行

受新冠疫情反复和房地产风险的影响，2022年中国经济整体呈W型走势，即起落反复、大幅波动。年初各地加大开工力度，提高开工率，第一季度实现开门红；4月上海等地疫情蔓延，导致经济遭遇至暗时刻；5月经济走出谷底，6月经济逐步恢复，7月暑期人口流动再度引发新疆、海南、西藏等地发生一波较严重疫情，经济再度受损，8月在低基数作用下，经济有所反弹，9月及之后，经济动能再度下行。四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从滞胀走向衰退，导致外需加速下行，制造业和服务业持续收缩，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挑战和压力。

2022年经济的核心矛盾是总需求不足，三重压力未根本解决；经济的支撑力量主要是基建，来自于财政、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力，房地产纾困政策尚未明显见效。

其一，从宏观需求看，全球经济下行引发出口回落、疫情反弹制约消费、房地产市场风险拖累房地产投资。受疫情反弹和防控影响，服务业生产回落，居民出行减少、消费场景受限，服务业生产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累计同比分别为-0.1%和-0.2%，其中餐饮收入累计同比为-6.3%。2022年8月以来出口同比快速下滑，四季度更是跌入负增长区间，除了外需回落以外，也有疫情对于企业生产、物流运输等的干扰。房地产销售、投资下滑已有一年半，仍未彻底企稳，主要受房企债务风险和居民购房意愿低迷影响。

其二，从微观主体看，预期偏弱、居民企业加杠杆和扩张动力不足。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购房意愿下降，积累了大量超额存款，新增住房贷款同比持续少增。

其三，财政支出加快带动基建投资上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支持设备更新改造，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推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11月基建投资增速依然连续7个月逆势上升，企事业单位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成为支撑社融的最大力量。2022年制造业投资和广义基建投资增速分别高达9.1%和11.5%，在房地产投资下滑10%的情况下，支撑总体投资实现5.1%的增长。

四、经济新动能继续成长，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美国对我国科技领域的持续打压，我国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动能不断成长。第一，创新投入和产出持续增加。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达3.1万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4%，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研发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55%，提升0.12个百分点。第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较快成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2022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9%；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90.5%、46.8%、21.0%。

全球经济格局进入存量博弈时代，国际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外部影响因素更加复杂，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异常紊乱，我国迈向产业链高端的转型升级之路任重道远。在国际治理半失序、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国际政治格局演变已外溢至经贸和科技领域。除了疫情下产业链趋于区域化聚集化以外，经济领域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多，尤其是部分大国将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不惜代价追逐科研创新本地化、知识产权独有化。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出于改变国际贸易格局、获取经贸谈判筹码、应对国内政争等多方面需要，针对我国制订三批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以及推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未经验证清单”等贸易投资管制清单，打击范围涵盖军工、芯片、核电、人工智能、安防、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不乏华为、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已近在眼前。从自身看，我国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内需大市场功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发科研人员和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科学合理谋划产业布局，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做强做优，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同时，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要素市场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一系列工作。此外，我国还要始终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加强国际产业合作。

五、粮食能源保供稳价，全年物价总体平稳

2022年欧美发达经济体遭遇了四十年一遇的大通胀。供给层面，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导致物资供应不畅，地缘政治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需求层面，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补助激发了旺盛的居民消费需求；政策层面，欧美央行前期误判通胀形势、政策调整落后于市场曲线，进而使政策陷入稳增长与抗通胀的两难局面，为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

中国则积极做好粮食能源保供稳价工作，2022年通胀走势总体温和平稳。2022年CPI同比上涨2.0%，分月看，CPI同比涨幅由年初的0.9%一度走高至9月的年内高点2.8%，四季度逐步回落至2%以下。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回落、需求偏弱和上年高基数等因素影响，2022年PPI涨幅呈持续下滑态势，全年上涨4.1%，涨幅比上年回落4.0个百分点，其中10月至12月PPI同比分别下跌1.3%、1.3%和0.7%，进入负值区间。

预计今年上半年通胀压力不大，但下半年需要警惕。第一，上半年猪肉价格保持低位，下半年或迎来猪周期重启；第二，国内煤炭保供稳价，国际油价或受全球经济衰退拖累；第三，国内商品供应充足，核心消费品涨价空间有限；第四，报复性消费缺席、劳动力供给充足、服务价格的修复空间不大，服务消费和服务价格将平稳恢复。

六、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近年来财政在抗疫纾困、稳定市场主体、扩大总需求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一，财政持续落实减税降费退税，有效地缓解了企业现金流，提高了企业抗风险能力，保住了市场主体和就业。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其中累计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2.46万亿元，新增减税降费超1万亿元，办理缓税缓费超7500亿元。其二，财政积极支持抗击疫情，为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尽快过渡到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财政在支出端持续发力，通过专项债等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投入，农林水、交运支出等增速较高，一方面提振了基建投资扩大了总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优化长期供给结构。其四，财政在积极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尤其是积极支持化解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等。其五，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通过直达资金的方式持续推动地方“三保”。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0.6%；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8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0.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7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3.3%，较上年减少约2万亿元，导致地方可支配财力减少，区县财政日益困难。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1%。

中国人民银行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功能，有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全年2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超1万亿元，上缴央行结存利润1.13万亿元，调增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信贷额度8000亿元，指导其投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7399亿元；全年公开市场操作和MLF中标利率均下行20个基点，引导1年期和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行15个、35个基点；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导向作用，及时接续转换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将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激励资金支持比例由1%提高至2%，推出普惠小微贷款阶段性减息政策，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创设施行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202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1.31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年末人民币贷款、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长11.1%、11.8%和9.6%。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年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3.8%和36.7%。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稳中有降，全年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7%，同比下降0.34个百分点。

七、就业目标基本完成但压力仍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社保、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就业目标基本完成，但就业压力仍大。2022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年度目标任务；但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为5.6%，略高于全年控制在5.5%以内的预期目标，而且16-24岁青年失业率全年平均达17.6%，高于前两年的14.2%和14.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增长5.0%，实际增长（扣除价格因素）2.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比上年增长3.9%，实际增长1.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比上年增长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乡人均收入比值为2.45倍，比上年缩小0.05。

社保方面：2022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2275万、155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4570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624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98328万人。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5%，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6%，提高0.2个百分点。卫生健康方面：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03.3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0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3万个；卫生技术人员1155万人。文化方面：全国文化系统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文化馆3503个。体育方面：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22.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2平方米。

八、城镇化率达65.2%，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但是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有较大差距

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4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7.9%一路提升至65.2%，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成就了过去中国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升级等的飞速发展。截至2021年，中国64.7%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56%，但略低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68%，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大约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从不同城市看，京沪城市化率已趋于饱和（分别为87.5%和89.3%），而广大三四线城市仍远远落后。

未来全国城镇化率可能达75-80%。新增城镇人口将带来基础设施、住房、新零售、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广泛需求，需要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提前布局谋划，尤其注重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九、人口总量拐点已至，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

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继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人口总量也于2022年到达了拐点。

人口总量下降表现为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背后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死亡人口自然增长，以及生育意愿下降导致的出生人口减少。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与医疗水平提高持续推高预期寿命，但老年人口的增长使得未来死亡人口上升不可避免。要想防止人口总量下降，关键是提高出生人口。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幅上升，生育意愿下降是世界普遍规律。而国内住房、托幼、教育等成本偏高，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生育率下滑将引发一系列问题：第一，未来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削弱综合国力；第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社保和财政压力加剧，年轻人负担加重，老年人生活水平下降。

相较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更加严峻，一是生育率快速下滑，二是“未富先老”。人口是一个慢变量，而且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扭转趋势下滑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措施有很多，例如延迟退休、提高人力资本、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等。

人口政策除了重视增量以外，也不能忽视存量。没有存量，就不会有未来的增量，当前政策还有较大改进空间。例如，部分城市在吸引人口流入时，落户与人才引进等政策优惠只针对应届毕业生，往届生落户门槛偏高；政策积极鼓励生育，但对于已出生人口，妇女儿童保护、托幼、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十、2023年展望：经济增速将达5%以上，投资中国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和疫情影响减弱，中国经济将从疫情模式重回市场经济模式，生产生活秩序持续恢复，预计2023年GDP增速将达5%以上。从经济动能来看，外需向内需切换；从主要支撑力量来看，基建占主导；从边际力量来看，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拖累作用放缓；从政策空间来看，政府部门杠杆率在疫情期间上升幅度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杠杆率绝对值仍处于中等水平、货币金融环境有利于财政发债，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仍有下调空间；从政策目标来看，政府将“稳增长”放到更高位置，并将提振信心和预期作为稳经济的重要突破口。

2023年经济的风险点在于外需大幅回落、房地产能否企稳和地方债务集中到期风险等。疫情爆发的三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但伴随全球经济走向衰退，2023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将转为负贡献，因此扩大内需、提振信心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内容。经济是人干出来的，要大力度提振微观主体的市场信心，否则宏观政策将“陷入泥潭”，提振信心的重要方式是真正落实法治，是减少政策的摆动，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不要搞运动式的“送温暖”和暴风骤雨式的“整顿”，最好的政策是润物细无声。

2023年中国经济的核心抓手有三：其一，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基建、稳健货币政策稳定房地产；其二，稳定信心和预期是关键，要推动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运行从疫情模式重回市场经济模式；其三是既要避免陷入赤字率3%是高还是低的无谓争论，又要避免陷入“减税万能”“一切由财政兜底”的陷阱。财政发力是2023年的重头戏，其总体方向是加力提效与防范风险，规模力度放在效果前，赤字率可能要突破3%，中央政府将加杠杆，增大转移支付力度。

2023年的大类资产收益大概率要高于2022年，经济逐步恢复、风险偏好上升、政策宽松、外部压制估值的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将逐步解除并转为有利因素。从资产配置角度，宜配置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海外资产风险上升；同时配置较高比例的权益资产，权益板块中要积极关注消费修复和房地产困境反转的相关投资机会等；大宗商品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难以有较大机会，当然不排除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供给收缩远大于需求收缩产生的投资机会；中国房地产在政策呵护下将逐步迎来恢复，但是投资机会主要在人口持续流入的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