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个时代理应关注物质、商品、世俗机遇和分配问题。对于这一趋势，我并无异议。

但是，现在我偶尔会想，倘若这个世界缺少那些可以赋予其精神意义的无用之物，那我们还有足够的机会去追求生命的完满吗？

从实用性的肤浅角度来看，知性和精神生活是一类无用的活动形式，人们沉湎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带来其他方式无法给予的巨大满足感。

在本文中，我将着力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对 “无用”满足感的追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用处”。

这个问题可以从科学以及人文或精神这两个角度来看。

我想起多年前与乔治·伊士曼的一次关于实用性问题的谈话。伊士曼先生是一位智慧、富有远见的谦谦君子，他告诉我将捐献大笔财产用于推动“有用学科”（useful subject）的教学。我试着问他，在他心目中，谁是这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学工作者？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马可尼。”（注：无线电之父）

但我却说：“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马可尼的贡献都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

“伊士曼先生，马可尼总会出现的。在无线电领域，为这一切打下真正基础的人当属克拉克·麦克斯韦教授。正是他在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

此后十五年间，麦克斯韦的理论成就不断得到其他科学发现的补充和完善。到了 1887 年，最后一个未解难题被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攻克。

从法律角度上说，马可尼无疑是无线电的发明者。但谁才是有用的人？不是马可尼，恰恰是麦克斯韦和赫兹。

麦克斯韦和赫兹都不曾关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处；他们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 “无用”的理论工作一旦被某个聪明的技术人员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创造出全新的通讯、实用和娱乐用途。这个贡献相对较少的人，却名声大噪起来，还挣了个盆满钵满。

综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这样一类科学家：

他们不被追求实用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

“好奇心？”伊士曼先生问。

“是的” 我说，“好奇心是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根和牛顿时代，它是无可阻碍的。”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少电就一筹莫展的世界里。若是被问起什么是最直接、影响最广泛的发明，我们会不约而同的说：电。

但究竟是谁先做出了奠基性的发现，才让我们迎来电力的百年发展呢？

问题的答案很有意思。

迈克尔·法拉第的父亲是位铁匠；他自己则在一位装订商那里当学徒。

1812年，二十一岁的法拉第被一个朋友领去了英国皇家协会，在那里，他聆听了汉弗莱·戴维爵士关于化学学科的四场演讲。1813年，法拉第成为了戴维实验室的助手，专门从事化学问题的研究。

法拉第的兴趣很快从化学转向电磁学。1841年他成功地实现了电流感应。四年后，法拉第又迎来事业的第二段辉煌时期，当时他发现了偏振光的磁效应。

这些早期发现衍生出数不清的实际应用。有了电，人类的负担大大减轻，种种现代生活方面的机遇也变得层出不穷。虽然法拉第后期发现的实用效果远比不上以前，但这对于法拉第来说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是没什么两样。

在无以伦比的科学生涯中，法拉第不曾过问过实用性。他全神贯注于揭开宇宙之谜，先是化学之谜，然后又是物理之谜。

任何关于实用的猜忌都可能限制住法拉第永不安分的好奇心。最终，实用性还是实现了，但它从来没有成为制约其不间断实验研究的教条。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医疗和公共健康领域，细菌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又是个怎样的故事呢？

教授威尔海姆在回忆录写到，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所带学生里有个名叫保罗·欧立希的十七岁年轻人，此人身材矮小、毫不起眼且沉默寡言。

“我很早就注意到欧立希经常伏案数小时，沉浸在显微镜观察之中。渐渐地，他的桌子上铺满了每次观察的着色记录。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桌前工作，就走向前去，问他在用桌上的各种彩色颜料做什么。

这个刚进校不到一学期、本应学习解剖学常规课程的学生抬头看看我，大言不惭地说：“Ich probiere.”

这句话可直译为 ‘我在犯傻’。

我说：“很好。继续犯傻吧。”很快我就发现，

无需我的任何教育或引导，欧立希已然是一个拥有非同寻常品质的学生。”

瓦尔代尔很明智，他对欧立希不管不问，后者勉勉强强地学完医学课程并最终拿到学位。欧立希的犯傻诚然受到强烈直觉的引导，但这种直觉是一种纯科学而非功利性的动机。

结果呢？现如今，全世界的医院每天都在应用欧立希的技术进行血液检查，他已经成为了这项重要医疗技术的头号功臣。

我从来没有暗示说，实验室里的东西终将产生令人始料未及的用途，或者只有最终的实际用途才是考量科学研究合理性的标准。

事实上，我极力呼吁废除“用途”的概念，呼吁人类精神的解放。诚然，某些无伤大雅的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

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

凭借这份自由，哈尔、卢瑟福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披荆斩棘、向着宇宙最深处不断探寻，同时将紧锁在原子内部无穷无尽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卢瑟福、玻尔、密立根等科学家跟随好奇心的驱使，了解原子构造，并从中释放出足以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

但这些不可预知的最终实际用途，并不会被当成是对卢瑟福、爱因斯坦、密立根、玻尔等科学巨匠所取得成就的肯定。

教育工作者不可能主导这些或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我承认这些浪费看似惊人，但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实际并非如此。

与巴斯德、科赫、欧立希、西奥博尔德·史密斯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巨大收益相比，发展细菌学耗费的人力物力简直不值得一提。可是如果研究用途的顾虑潜入他们的头脑，成果定难如此丰硕。

这些科学家和细菌学家堪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在实验室里追随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并散播着自由创新之精神。

随着实用或理论知识迅速积累，以科学精神来解决实践问题的可能性也在变大。加入这场角力的，不只有发明家，也有“纯粹”的科学家。

全凭好奇心驱使的欧立希，后来又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梅毒研究上，并誓言不找出攻克的办法不罢休，并最终发明了胂凡钠明。班廷（Banting）则发明了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素，迈诺特（Minot）和惠普尔（Whipple）发明了用于治疗恶性贫血的动物肝浸膏。

这些案例都属于同一范畴，即发明者均为真正的科学人士，他们深知，大量“无用”的知识是由不在乎它们是否有用的人积累起来的，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显而易见，我们须万分谨慎地将一项科学发现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

科学正如密西西比河，源自遥远森林里的一条小溪，其他溪流的汇入使它逐渐变成大川。

可以说，这条奔腾咆哮、冲破堤坝的大河正是由无数源头汇聚而成。

这个论点我难以穷尽讨论，且允许我这样去总结：

近一两百年间，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贡献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实用型的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本身的初衷是追求完全实际的目标。

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达成的实用成就。 

上述文字强调了精神和学术自由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而对于音乐、美术和各种不受束缚的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我的观点也同样适用。

只要人类灵魂因这些人类精神的表达形式得到净化、提升并获得满足，它们的存在就有意义。

它们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肯定，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学院、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价值时用到的标准。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

我觉得引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例子是最恰当不过了。

从组织角度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组织结构极简单，也极不正规。这里没有例行公事，教授、研究员、访客之间不划定界线，自由往来，不分彼此，学术氛围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有一次，为了让一位哈佛教授来普林斯顿，我们为他颁发了津贴。

对方写信问我：“我来这的职责是什么？”

我回信说：“普林斯顿没有职责，只有机会。”

还有一次，一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后，前来与我道别。

临走前，他说：“我猜你肯定想知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老实回答说是。

他说：“数学正经历迅猛发展，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太丰富了。我这个博士学位已经拿了十年之久，虽有过紧跟学科发展的时期，但现在觉得越来越吃力。在普林斯顿这一年，我觉得，窗帘拉开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开了。我正构思两篇论文，不日即将动笔。”

“要写多久？”我问他。

“五年，也可能十年。”

“然后呢？”

“重返普林斯顿。”

不轻言允诺，但我们珍视希望。

我们希望对于“无用”知识的不懈追求，在未来会有所回报，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和诗人、音乐家一样，学者们也应该顺应自己的想法，才能竭尽所能，成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