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难担当，民企撑不起，科创到底困在哪？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导读
在科创这场“马拉松”中，人们还沉浸在“谁将独占鳌头”的臆想之中，殊不知，科创这个“蜀道难”还需跨越N重大山。
随着国家竞争重归白热化，科技竞争也借势水涨船高，在这场“马拉松”中，“谁将独占鳌头”往往成为万众瞩目的娇艳之花，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更是备受瞩目。
然而，要弥补中西科技差距不仅一步之遥，更别说企业、院校等机构要实现从0到1的颠覆、引领还需克服以下N个悖论！
四大非典悖论
悖论一：国企科创担当与僵化的运作机制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对于占据A股半壁江山的国企，更是责无旁贷。
无论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还是天量投资让民营企业“望而却步”，或是践行国家战略职责，“国家队”在军工、航空、深海勘探等领域挑大梁、有担当也是理所应当、情理之中的。
但“创新不足”往往是国企在科创的现实写照，究其原因还在于科创遭遇第一重悖论：国企科创担当与僵化的运作机制，使科创难以无缝衔接到民用领域。
首先，“国家队”任督二脉尚未打通，难以实现产学研的市场效应。
与德国不同，科研主体围绕市场需求形成各司其职、互补协同的科研体系，中国科研队伍中囊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有科技企业等机构，一方面国企对市场感知钝化，难以发现、选拔出好项目，加之囿于研究所、高校、企业之间“孤岛”式管理形成信息堰塞湖，“你来我往”变成“自扫门前雪”，再则专家仅就技术的“高新”论道，无法判断产品、产业的非技术因素，诸如市场、商业模式、团队、供应链等，使得诸多“高新技术”最终只能“高高挂起”。
其次，线性思维创新机制与科技创新的发散思维狭路相逢，使得科创急功近利：
在“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企业应用创新”一条线指引下科创往往走起“政府布局－政策导向－科技计划”路线，这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计划就可窥见一斑。
在政绩引导下，基础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让位于“产业化”，地方政府厚此薄彼也不足为奇。
以某县区为例，科技经费500万元，而支持补助专利申报的经费却高达3000万—5000万元，卯足劲只是为了完成省市下达的专利申请指标。
但实际上，科创却是科研院所、政府、市场应用三方的合作博弈，在碰撞中寻找火花、在发散中寻得灵感才是其特质。
悖论二：民企科创活力与善巧方便
如果说国有企业尚可凭借其资源优势有“坐享其成”的资本，那么在丛林中经历生杀予夺的民营企业理应具备科创的基因，毕竟科技创新构筑了行业壁垒进而帮助企业品尝“技术垄断”的头杯羹，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科创遭遇了第二重悖论：民企科创活力与善巧方便。
其中固然有凭借中国起飞期，企业“背靠大树好乘凉”，养成了“差不多”和“赚快钱”的心态作祟，也与中国科创整体滞后于世界，要实现弯道超车只能另辟蹊径密不可分。
具体而言，民营企业如果做原创性技术研发就会陷入“落后赶超，再落后再赶超”一个怪圈，因此只能在市场开发、技术产业化应用和技术服务方面寻找突围，阿里巴巴、小米等就是例证。
因此，尽管过去三四十年成就了一批如华为、腾讯这样的研发高投入的民营企业，但相较于民营企业的巨大体量仍显凤毛麟角，也与谷歌、苹果等研发水平不可等量齐观，尚未撑起民营企业科创“一片天”也只能归因于势单力薄。
悖论三：外企科研实力与利益保护
如果说民营企业在科创上是输在起跑线上，那么中国长期在全球FDI输入国中位列前茅，缘何没有成为第二个日本、韩国，要知道，日韩就曾奏响“以市场换技术”的凯歌，原因何在？
这也是中国科创遭遇的第三重悖论：外企科研实力与利益保护。
尽管过去中国凭借市场吸引力汇聚了全球跨国企业，但是当提及将研发中心设在中国时，跨国公司还是犹豫不决：一方面由于中国强大的“山寨文化”让外企研发中心“闻风丧胆”顾虑重重。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所以执着于追求技术和产品上的领先就是要获得其垄断利润，这也给科技的外溢效应带上了紧箍咒，中国汽车、医药行业丢了市场也没引来技术就是佐证。
悖论四：举国体制与万众创新
企业在科创上的举步不前跟体制也脱不了干系，这也是科创面临的第四重悖论：举国体制与万众创新。
不可否认，在非常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就了中国“两弹一星”的辉煌，但时过境迁，且不说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本身就遗漏了边缘革命的动力因子，更别说去产能下还需大众创业来吸纳过剩劳动力，就连帮助科研从神坛走向市场也需大众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突围，可想而知现在的创新需要的不是“华山一条道”的凝聚力，而是需要“百花齐放”的催化剂。
三重世界性悖论
倘若说以上四重悖论尚属于中国的非典，那么，中国科创还要攻克以下三重世界性悖论：
科学无禁忌与意识形态的底线。
科学在探索、认知、改变世界时本就是无缰的野马，往往以“目中无人”的骁勇之气前行，但伦理道德、法律就像是牢牢拖住脚步的铁镣为科创划定了底线、构筑了枷锁。
以生物工程领域为例，从动物实验、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伦理的争议就从未停歇过，而生物科技却以不能因噎废食的逻辑前行：“多莉”羊的诞生，人类还仅是高等生物的“复印机”；克莱格·文特尔首次合成人造生物，人类就已经是能创造全新物种的“造物主”，而如今，“基因编程婴儿”使得基因的“私人定制”或许不再是童话。
可以预见，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在一些热门的前沿研究领域（例如智能化世界带来的人机矛盾），将面临更为严苛的伦理考验，毕竟人类已经尝到了科技“偏执追求”的恶果，譬如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的门格勒，又如日本731部队活体生化试验，再如二战至战后的美国Tuskegee梅毒事件、危地马拉事件。
社会秩序与思想自由
自由是创新的源泉与世界活力的基础，而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却是为了捍卫自由而让渡权利的结果，代表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当然，“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描绘了和谐环境下自由与秩序相安无事的场景，但科创的本意就是颠覆性、原生性的，必然对社会现有秩序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譬如当年伽利略佐证日心说就触怒了罗马教皇，又如当下互联网对金融、房地产、教育、家政、政府政务等冲击无疑不是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社会治理秩序的重构。
旧有的秩序总是意图框住不羁的思想，冲突是必然的，而化解冲突既要时间也要智慧。
科创资金的无底洞与金融市场化的自我循环
科技的进步少不了资本的助力，尤其在科创之初，人们对新科技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金融市场恰恰是一个说故事的地方，二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资本和科技的联姻并非牢不可破：
一方面，科创是个无底洞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持续的弹药：去年前9个月，Facebook对科技的投资比上一年同期上升了115%，达到了90.61亿美元；Alphabet2018年的投资增速也很明显，前九个月增幅达到103%，总金额达到180亿美元；同一时期，微软在科技上的投入增加了72%，达到105亿美元；苹果2018年在科技上的投资只比去年提升了13%，为145亿美元；亚马逊的投资额在2018年也只有81.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6%。谷歌在云业务上正在加速追赶微软和亚马逊，而这需要对数据中心进行大笔投入，谷歌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多个数据中心，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企业，去年，华为研发投资就高达15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五。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约730亿美元。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化却是追逐“钱生钱”的自我循环梦想，美国CDS、CDO、MBS等金融创新无一不是在述说“击鼓传花”的故事，处于金融市场化半道上的中国也不例外，一大批A股企业的盈利与上市之初并无二致，甚至大幅倒退，估值却节节攀升，就是资金自娱自乐的例证。
但终有没人接盘的时候，不禁要问，没有持续弹药支撑的科创能走多远？
综上所述，科创的发展不是凭借任何一己之力就能实现，要实现合力断金的效果，既需要准确、清晰的创新立国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格局做导航，也依赖于发达的公共科研体系，更倚重于以企业为核心地位的创新生态系统，还要发达的全方位的科技投融资机制提供持续的“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