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第十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在上海期货大厦开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作“百年大变局下的大宗商品市场”主题演讲时表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使价格尽可能的稳定。期货市场就是一个稳定价格的重要市场化机制。期货市场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发现价格，并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防范风险、规避风险的平台，使实体经济运行更加稳定。

他同时还对百年大变局的几个关键变化进行了深入剖析，以便大家从更长期的角度审视一下大宗商品未来的重要影响因素及趋势。

隆国强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分析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供需错配造成的。

需求方面，去年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结束后最大幅度的下降。今年，尽管经济依然受到疫情困扰，但已经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这种预期也体现在各主要金融机构、智库的预测中。

供给方面，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供给，短期、长期因素影响交织。长期来看，2012年以来，全球资源类投资持续下降，影响了供给。短期来看，受疫情冲击，全球市场尤其是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叠加航运、全球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等因素，共同加剧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他认为，在决定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或供需中，除以上这些短期因素外，还有一些更长期的因素。

“习总书记多次讲到，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这两个大局是密切相关的。”隆国强表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大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来推进实现和实施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系统的变化，涉及经济格局、技术、全球治理等方面。

隆国强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关键因素中，第一个就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激烈。

回顾大航海以来五百年的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了十几次大国地位交替，大国之间的博弈一直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非常深刻的影响。1890年，美国GDP超过了英国，但美国当时还没有走到世界舞台中央。1945年“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列强”损失非常大，美国才真正走到世界舞台中央。

今天大家看到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在内的这套全球治理体系格局，实际上都形成于1945年以后。这意味着，美国在1945年以后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当时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占50%左右，之后随着几个国家经济恢复正常，其所占比重也在快速下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40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表现是“东升西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但很多人对“东升西降”存有误解，以为是“中国在大幅上升，美国在衰落”。

实际上，过去的4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没有大的变化，仍在25%左右。变化的其实是欧洲、日本，这两个经济体合计比重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东升”中除了中国GDP占比上升外，印度、越南这些新兴经济体占比也在上升。但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变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对全球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对美国对华战略会产生十分直接的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中国的发展环境，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大宗商品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回顾过去，比如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得以能高速增长靠的是房地产、汽车带动。而此前一轮增长是由轻纺、家电消费带动。“吃、穿、住、用、行”中的“住、用、行”会对钢铁、水泥、电力产生需求，而这些需求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形成了一轮十分强劲的支撑。

印度在过去十几年也保持高速增长，但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越南也是一个1亿人口的增长很快的经济体。但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中比较脆弱，疫情之后能否继续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的势头？这些强劲增长的势头会对全球大宗商品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带来价格上涨？这些都不一定。

如果这些国家的增长在大宗商品供给侧得到充分预期，那么供给端会通过投资来驱动。全球从来不缺资源，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当大家看到需求的时候，投资、供给自然就会跟上，因此不会导致价格一直迅猛上升。只有需求超过供给侧的预期，才会短期导致价格上升。而这需要认真研判。

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对大宗商品产生什么影响？有时地缘政治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很大，比如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主要石油输出国采取石油禁运措施，短期内导致原油价格从3.01美元/桶迅速攀升至10.65美元/桶，增长高达两倍之多。而且，地缘政治与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的。中国是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这也是我们需要从长期去分析影响的。

第二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化是技术因素，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迅猛推进，同时大国之间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回顾世界历史，大家直观地观察到，技术进步是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最基本的决定因素。

工业革命之后，每一轮的产业变革、技术变革中，都是谁抓住了谁崛起、谁错失了谁落后。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都在谋求强国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在“补工业化的课”。到2010年，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现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基本上是美、德、日增加值的总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质量，和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信息化会对全球大宗商品产生很多影响。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经济繁荣，增长很快。但这一轮技术革命迅猛推进，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长率却下了一个台阶。有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太大，各国还在调整。

其实，还有一处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就是，这一轮技术变革中信息技术大规模的应用，一方面给传统产业赋能，另一方面提高了效率。由于它带来的增长是效率的提升，传统的经济统计对此并没有显示。但我们要对此有一定的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会给大宗商品的需求带来什么变化。

20年前，国内就曾讨论要不要轿车进家庭，社会学家认为基于国内资源和国情应该发展公共交通，但最终汽车还是快速地普及进入家庭。但从全球多个国家看，家用汽车的使用时间其实并不多，很多家庭只在周末使用，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资源闲置。

现在基于数字技术的共享经济发展特别快，试想未来的交通体系中除公共交通外，智能汽车也很有可能是共享的。大家都使用共享车时，共享车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车的利用效率就大幅提高，社会总体对汽车总需求会明显下降，这就是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时，汽车保有量也会大幅度减少，停车场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小，建筑用的钢铁、水泥需求随之可能减少。

长此以往，数字化时代的城市和今天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将会大不一样，甚至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变化。大家可能选择家庭办公，不再需要办公室，出行的需求则进一步下降。信息流起来后，人就不需要流动了。因此，信息化将深刻地影响大宗商品趋势。如果印度、越南这些后发的经济体也朝着以数字导向的节约资源型方向发展，也会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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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之三：国际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或重新布局

第三个变化是，国际治理体系在加速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之争也日益激烈。总体来看，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但全球治理体系在加速调整。这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从来不是停滞不变的，比如关贸总协定，从成立开始经历了八轮谈判，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投资的内容纳入到自由化、便利化的轨道中。

近些年，经济治理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高歌猛进后，负面效果开始显现。很多国家内部因全球化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国际之间也不均衡，一些国家针对全球的政策也在调整，一些所谓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但这些逆全球化的思潮和政策并没有形成主流，全球化的格局依然存在，WTO谈判的成果也依然存在，它已经成为今天维护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规则。

再往前看，尽管多哈回合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但达成了贸易便利化的协定。发达国家是在其有竞争力、有利益的领域继续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但在原来有优势现在处于不利地位的领域，就公然违背已经达成的协定。各国的比较优势都在动态变化，因此，很多新的领域全球化还在继续往前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还在往前走。

除了经贸全球化，这一变化也会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新布局，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这些供应链、产业链原先注重效率，现在则是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多注重安全。效率是决定能否生存的基本因素，但大家会更多地考虑安全因素。这样，全球供应链可能更多体现为区域化、供给的多元化等，这些变化会对全球初级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卷入进来。

除了经济领域，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绿色转型。现在越来越具有强制性的是绿色转型规则。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竞争中都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过去20年中，大家越来越关注二氧化碳，碳排放从减少排污治污到减碳。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协议再到巴黎协定，主要经济体都提出了绿色转型问题。近些年，发达国家开始纷纷宣布碳达峰。有的国家提出来传统的汽油汽车要停售，以后都要用新能源汽车。去年习近平主席庄严宣布，中国要在2030年以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对全球减碳和实现碳中和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减碳到碳中和的过程，会对我们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所以，绿色转型是一种全面的、系统性的、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

比尔盖茨最近出的书中提到，如果采用碳中和的形式有一个溢价，叫绿色溢价，大部分的绿色溢价是正的，也就是说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通过制度性的比如政府强制性分配配额，减少碳排放的指标，或者通过碳市场用市场化的手段来鼓励大家减碳。让这些正的绿色溢价能够变成负的溢价，即在一个商品服务中，把碳的这种原来不计入成本的因素显性化。，这样低碳、零碳的技术能源就能得到应用。

实现碳中和的绿色转型将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变化，涉及各个方面。除了绿色技术，还有绿色，融等，这些一起会对未来的大宗商品产生什么影响，需要大家深入思考研究。

结构的变化都是长期性的，因此讨论大宗商品市场供求，除短期的波动和短期影响因素外，我们还要再看的长远一些，考虑一些长期因素。中国虽地大物博，但随着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实际人均拥有的资源能源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要在通过和世界的合作，来障中国资源能源的安全。作为主要的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国，我们一方面要节约，另一方面也要在供给上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

从资源安全角度说，我们希望价格在合理水平上，波动相对小一些。相对稳定的价格对全球经济都有益处。从进口国的角度而言，我们需要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长期的低价格其实也会影响到资源、能源的投资和勘探。所以，价格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期货市场就是一个稳定价格的重要市场化机制，它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发现价格，同时为实体经济提供一个防范风险、规避风险的平台，使实体经济运行更加稳定。